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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立法首先是規範公權力，而不僅僅是便利公權力“管理”私權利。
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王琳
　　一面是政府收養能力不足，一面是孤殘兒童數量居高不下。這對矛盾短期內似乎仍看不到解決的跡象。因應而生的是民間收養亂象與寄養失範。日前，民政部就《家庭寄養管理辦法》（征求意見稿）公開征求意見。該“意見稿”規定，寄養家庭成員侵害寄養兒童的合法權益，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，依法承擔民事責任；構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責任。
　　媒體挑出上述內容突出報道，顯示出媒體所認同的議程設置。但它只反映了這樣的現實：寄養兒童被侵權甚至被侵害的情況並不鮮見。而從立法技術上看，不管這個“辦法”有無出台，“寄養家庭成員侵害寄養兒童的合法權益，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”，都要“依法承擔民事責任”；“構成犯罪的”，也都要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”。具體如何究責，在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體系中，都已有了現成的規定。一個部委頒行的“辦法”，無權去規範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——那是法律的領地。
　　更多媒體聚焦於“寄養條件”。如“意見稿”中明確，寄養家庭應同時具備下列條件：家庭成員人均收入在當地處於中等水平以上；家庭成員未患傳染病或精神疾病，以及其他不利於寄養兒童成長的疾病；家庭成員無犯罪記錄，無不良生活嗜好，關係和睦，等等。將寄養條件規範化、具體化甚至標準化，當然是必要的。最大限度保護被寄養人合法權益理當成為制定這個“管理辦法”最優先的立法指向。
　　但同樣必要的是，一方面，應吸取收養條件過高導致違法的事實收養屢禁不止的教訓，使寄養條件趨於平衡與合理；另一方面，還應強化形成寄養之後職能部門的監管責任——走訪、探望、調查等等都是監管制度的組成部分。立法首先是規範公權力，而不僅僅是便利公權力“管理”私權利。
　　在不影響被寄養人的前提下，如何通過信息公開引入社會監督來確保寄養的規範化，也是一大挑戰。一紙《家庭寄養管理辦法》不能僅指向如何規範“寄養”，更要指向規範“寄養管理”。基於程序正義，部門主導的立法總讓人心懷忐忑。一些職能部門與民間人士假手寄養合謀騙取國家補貼，這樣的醜聞常有曝光，不時震驚著民眾的眼球。這讓民政部也不免有了“立法部門化”和“部門利益法制化”的瓜田李下之嫌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主持制定與“收養法”並行的“寄養法”，或更合乎這部“法”本身的規範性意義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規範家庭寄養關鍵在規範管理）